“纪念孙中山逝世八周年植树碑”考
斯钦布和 呼和浩特博物院
内蒙古自治区将军衙署博物院现存一方民国二十二年的记述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八周年，植树造林石碑。此碑是时任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先生所立。
碑文为：
正面：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逝世八周年纪念碑
背面：中华民国二十二年植树式日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谨建
碑文雕刻清晰，均为中文。通高227cm，通宽85cm，通厚22cm；2022年4月，被评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此碑反应了孙中山环保思想对民国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孙中山对森林的重视，推动了民国时期植树造林活动的开展。早在1897年3月，孙中山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就敏锐地观察到环境问题，并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森林的主要作用是它的生态功能，体现在保蓄水分，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沙固沙，保护农田；净化空气，防止污染等方面。因此他大力提倡植树造林。孙中山逝世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4月7日训令全国：“嗣后旧历清明植树节，应即改为总理逝世植树式。”次年农矿部又以部令公布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各省植树暂行条例，规定“各省应于每年三月十二总理逝世纪念日，举行植树式及造林运动，以资唤起民众，注意林业……各省县市每年举行植树式，每处至少须植树五百株或造林十亩。植树地点，如无相当荒山时，得于堤岸或道旁举行之。举行植树式时，政府各机关长官、职员，各学校师生及地方团体民众，均须一律参加，躬亲栽植”，发起造林运动。此后，1932年在1914年旧有《森林法》基础上修订公布了新的《森林法》，对国有林及公有林、保安林、林业合作社、土地的使用及征收均有明确的规定，对森林监督、保护、奖罚均有具体的要求，推动了植树造林事业的发展。
1933年，时任绥远省主席的傅作义先生立碑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八周年。以立植树碑的形式怀念先辈，发扬和传承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傅作义先生从1931年12月，实任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起主政绥远长达十五年。在位期间，曾主动请缨抗日，以绥远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号召全省同胞“奋起救国御侮”，奉命率部由绥远出师东进，开赴长城抗战前线。傅作义亲临战场指挥部队，全体官兵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牺牲精神，痛击顽敌，英勇苦战。傅作义对阵亡官兵极感悲痛，特地派员将殉国官兵的遗骸护运回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安葬在大青山下，建立纪念碑，并将烈士名字刻于碑上，以寄哀念。
烈士公园（抗战时期）
面对日军在绥远的侵略、诱降等活动，傅作义怒不可遏，坚决要求反击日军和叛国投敌的行为，以伸张民族正义。先后指挥发动了红格尔图战役、绥东战役及百灵庙收复战役，对侵略的日军给了重重的打击，鼓起我军奋勇抗战的气势。
1949年1月31日，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2日至2月24日，傅作义与邓宝珊等一行赴西柏坡，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共领导人接见，商谈了解放绥远的问题。3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要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了解决绥远问题的“绥远方式”。“绥远方式”是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方针，完全符合当时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客观形势，是一个有创造性的战略方针，它为绥远的和平谈判及和平解放定下了基本原则，为绥远早日获得新生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1949年9月19日，在中共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在爱国将领傅作义、邓宝珊的影响和督促下，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董其武召集绥远部队旅长以上干部和绥远省政府高级官员、地方各界、各族代表举行通电起义仪式，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从而使饱经战火的绥远和平回到了人民手中，绥远的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
“纪念孙中山逝世八周年植树碑”为一方特殊纪念碑刻，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碑文简短明确，用词流畅谨慎，却用意深刻。且此碑所反应的理念与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以及十九大报告中实现“美丽中国”奋斗目标的愿景相得益彰。
此外，作为记述植树造林的专项石碑，在我国碑刻史上也所见不多，当属较为珍贵的文物。
